【听医者讲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入研究传导性耳聋和耳硬化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内分泌科、神经外科一起书写“垂体瘤”手术切除的奇迹。他首创的悬雍垂腭咽成型术，让睡眠呼吸暂停病人“舒服地自由呼吸”。他成功研制了国产单通道人工耳蜗，在国内首先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术，让全聋病人从无声世界重回有声世界……作为我国著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王直中始终以事业为乐，乐在其中。
王直中教授学识渊博、睿智风趣，采访中时常谈起他对当下热点问题的看法。他对病人的爱是发自肺腑的，他反复强调，医生要一身正气、全心全意对病人，始终把病人放在首位。
1946年，我考到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教耳鼻喉学的李宝实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为人很好，讲课很有意思，加上耳鼻咽喉学的内容很丰富，往上可以到颅底、垂体，往下到口咽部，还可以到耳咽管，所以当时我想，以后我也要当耳鼻喉大夫。
毕业分配要填志愿，三个志愿我都填了协和，就是下定决心要来协和。1951年9月，我正式到协和工作。
耳鼻喉科初创时期，医生耳、鼻、喉三方面的疾病都看，比较全面。在我做科主任的17年间，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人工耳蜗，二是喉癌病人的发声重建，三是垂体瘤。
到耳鼻喉科我先做的是喉，那时候喉癌很多。慢慢我发现，一部分喉癌病人可以只把半喉切除，这样还保留一个声带，经过发声重建，声音还可以出来。中耳炎我也研究了一段时间，搞鼓室成形术。由这个开始，我又搞了人工耳蜗，从耳结构一直搞到耳神经。
20世纪70年代，我和医科院基础所的陈仁塙一起研究人工耳蜗，有一点成果，原理其实就是把一个助听器放在聋人的耳朵里，他就听见了。但我们研究的装置有点大，术后耳朵旁边容易留下伤口，所以第一例病人做完后，因为不习惯，就要求拔掉了。
最开始做人工耳蜗，病人不少，我们说做完以后可能只听见声响，听不到说话声，有些病人就放弃了。但其实在当时，能听见声音就很了不起了。我们先在成年人身上做，结果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成人的神经细胞退化得太厉害。对比后发现，小孩的神经细胞还是活跃的，于是研究重点就慢慢地转移到小孩身上去了。先对聋哑儿童进行测听，检查他们的听神经残留多少，然后根据听神经的情况安装分离式的人工耳蜗。
当时的人工耳蜗贴在耳朵外边，一直震荡，实际上就是把一个共鸣器放在耳朵那儿，因为耳聋的人听觉神经还在，如果安装了振动器，调整好频率，就可以听见声音。后来就是埋植型的，埋在骨头上，增加骨传导。再后来，就是在骨头上打钉子，钉子上加个助听器，各种各样的人工耳蜗就都出来了。所以说，帮助聋人改善听力，还是大有可为的。
由于要做耳聋的研究，就要知道耳聋的发病率是多少，所以我们到聋哑学校去，看看聋哑儿童到底有多少，也参加他们的教学活动，各方面都了解一下。另外，我们还进行了家庭走访，主要是北京地区的调查。后来，上海、广州等地也参照北京的方式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受传染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聋哑发病率比国外高得多。另外，一些先天性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也是致聋的重要原因。我们把这些数据向相关管理部门汇报后，也成为卫生部门工作的一个参考。后来，全国还成立了一个聋哑学会。在担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期间，我们搞学会活动、国际交流，还在各省市间举办学术会议、指导工作。当时每年至少要开一次全国的耳鼻喉科学术大会，通过全国大会的带动，各地区的学术会议也热闹起来。这样一来，中国耳鼻喉科的学术水平就整体提高了。
由于耳鼻喉科的患者比较特殊，有的说话说不清楚，有的听不见你说话，还有很多时候是家属来帮病人说话，所以医生得加倍努力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我总强调，对病人不要有偏见，要耐心地跟他们说话。我认为，对于医生的培养，最重要的还是医德。协和的办院理念是要待病人如亲人，要看一个大夫有没有前途，就看他对病人的态度。如果病人一进门跌了一跤，你上去扶一下，那是好大夫；如果看病人穿戴不好，从心里看不上病人，那说明医德有问题。我对学生也是这么要求的，学医首先要全心全意对病人，一个医生好不好，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来。有一次查房，科里一位年轻大夫跟在后面，我看他嘴巴一动一动的，就问他在吃什么，结果是在嚼口香糖。我说，查房为什么吃口香糖？他答不上来，说他错了。我说对，你就是错了，查房的时候吃口香糖，说明你心不在焉，那你不必查房了，到门口待着去吧。我这样纠正了他的错误，其他人看到他被惩罚，以后就没人敢在查房时吃口香糖了。
我认为，医疗、教学和研究要三合一。搞医疗不搞研究，那医疗就没基础了；搞医疗、搞研究但不搞教学，那就后继无人。所以要把这三方面都搞好，其中医疗是最重要的。医生还是要把病看好，要看病，就必须多读书，不钻研是不行的。英文书、德文书，要看原版，所以一个医生的外语必须好，有了掌握语言的能力，才能进入开放的世界。此外，医生要一身正气，否则歪风邪气就来了。如果一个年轻医生能在吃饭的时候还忘不了病人，那就差不多了。
（本报记者田雅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