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诊室里，医生盯着电脑屏幕敲键盘的时间，比看着患者眼睛的时间还长；检查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把活生生的人压缩成几行指标。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就像给这个技术至上的医疗时代开了剂“醒神汤”——原来治病救人的金钥匙，始终藏在患者的生命故事里。
这本书是叙事医学的开山之作。原著作者丽塔·卡伦是医学、文学“双料博士”，既看病开药又搞文学研究。译者郭莉萍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深耕医学人文20余年。这本书352页的内容，掰开揉碎只为讲透一个理儿：好医生不能光会看片子，还得会读故事。读谁的故事？疾病的故事，疼痛的故事，患者的故事。
书中给叙事医学下的定义为“由叙事能力所实践的医学”。叙事能力说白了就是把疾病故事讲透彻的能力。而叙事医学强调的是“倾听患者的故事”。医生如果听到患者的叙事，就会深入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生病、生了病以后的表现是什么、希望治疗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等情况。这样一来，既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诊疗，也能增加患者的信任，从而提升其对医嘱的依从性。
如果医生只从生物学指标入手，光盯着机器检查得来的数据，完全不考虑患者的心理、情绪、期盼等情感，可能就会造成患者不愿意配合治疗的局面。
这让人想起清代名医吴鞠通的故事。有一位患者郭氏，腹胀，六脉俱弦，了无胃气，气喘而不能食，身体瘦了很多。好几位医生看了，开药服用后没有改善。吴鞠通第一眼看到郭氏，就发现她很忧郁，很伤心的样子，好像刚哭过。
吴鞠通就问她为何如此悲伤？郭氏说：“夫死不可复生，所遗二子尚小，恐难长大成人。”夫亡子弱，压力很大。吴鞠通说：“汝夫已殁，汝子已失其养。汝若再死，汝子岂不更无所赖乎？如此则不独无益于夫，而反害其子。汝应尽教子之职，不可死，亦不可病。今之病必须情志舒畅而后可愈。”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死不能复生，孩子已经没了爸爸，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岂不是更难活？你伤心成病，不但救不活丈夫，反而害了孩子。你应该把病治好，活下去，才能把孩子拉扯大。如今的病，治好的前提是心情必须舒畅。
郭氏听了之后，豁然开悟，说：“自此以后，吾不独不哭，且不敢忧思，一味以喜乐从事，但求其生以有吾儿而已。”于是，吴鞠通开出解郁方，十几剂而收全功。
在吴鞠通看来，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疾病，只有开导解郁，使之情怀畅快，方可见效。这种“把七情六欲当药引子使”的诊法，让西方的叙事医学一下子找到了东方的知音。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历代医生的实践，并未总结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可以推广应用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点，叙事医学做到了，本书提出的“平行病历”概念实在是妙。作为培养叙事能力的方法之一，平行病历实际上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很多时候，通过叙写难忘的一位患者、一次诊疗，或者与患者发生纠纷的过程，医生或者护士就会发现，一直纠结的某个问题，写完了就弄明白了，不再纠结了。它会揭示很多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现在的病历，满纸都是技术语言，跟写实验报告似的。虽然程式化，但患者可能看不懂，即使看懂了，也只是接收到信息，而没有情感的传递。卡伦偏让医生多备个本子，用日常语言，或者说经过文学训练后的语言，记录患者的人生片段。换到中国的语境下，相当于要讲清楚，老张为什么总说胸口堵得慌？和他工作上的压力有无关系？独居老太太反复住院背后藏着什么隐情？她家人为何老不出现？
这招让人想起清代医生王堉在他的《醉花窗医案》中提到的那个故事。
王堉有个老乡叫张汉槎，有一天找他看病。什么症状呢？胸闷腹痛，呕吐不止，吃不了喝不了。有的医生说是中暑，有的说是中寒，有的说是蓄水。换了好几个方子，病情都没减轻。
王堉详细追问患病之前的事儿。张汉槎就讲了。原来，他之前在工部上班。有一天，为了送弟弟参加科举考试，张汉槎就像“林冲误入白虎堂”一样，“误入龙门”，在天安门那里走错门了，误闯禁地，属于违规，被降职了。一降职，收入就少了，他和家人的生活成了问题，于是一着急，就犯病了。
问清病因，王堉得出“气郁”的结论，就是想不开，气堵住了。开了苏子降气汤、分心气饮，很快张汉槎就恢复如初了。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王堉的良苦用心。他不像其他医生看病，查查症候是啥，然后判断病机，开方开药，而是先弄清楚这病是怎么得的。叙事的过程暗藏了病机的分析，同时，也打通了医患沟通的路径。
说到医患沟通的痛点，这本书在第90页甩出了个扎心的数据：从问诊开始到医生第一次打断患者讲述的平均时间为18秒。卡伦给的解药叫“细读法”，教医生像在老北京茶馆里听说书人讲段子似的，从患者絮叨里品出诊断的关键。
当前，中国医疗系统正在大力推进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在医院置办更柔软的候诊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给医护人员培训叙事医学也是正理儿——毕竟，能听懂疼痛故事的耳朵，才是最好的听诊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