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医者讲述】
从津门求学的青涩学子，到京城诊室里的白发医者，岁月倏忽间，我已从医半个多世纪！
犹记得童年时期，因罹患风湿性关节肿痛，我不能和邻家小伙伴一起奔跑玩耍，便立下从医之志，欲救死扶伤，为患者祛除病痛。
1970年，我自天津中医药大学毕业，投身临床一线，自此与风湿病结下不解之缘。1992年，我有幸成为国医大师焦树德先生的学术继承人。中医讲究师承，拜师之日，恩师嘱托我：“一定要把中医风湿病大旗扛下去。”
“只能扛好，不能扛倒”这八字，成为我毕生之使命。秉持守护岐黄正脉之理念，我始终思索探寻“中医如何守正创新”这一时代命题。
“当西方医学凭借分子生物学定义疾病时，古老的中医学何以在现代医学领域发声？”我始终在思考。彼时，西方医学对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病已有明确界定，而中医却缺乏一套完整、规范的辨治体系，我们陷入了“有术无纲”之困境。
中医学承载了中国医者数千年的智慧，在卷帙浩繁的古代医书中，我潜心研读。一次，翻阅熟悉的《黄帝内经》，我找到“乃生大偻”的记述，为风湿病在中医理论中寻得根源。自此，我为此类疾病定下“大偻”这一古雅的中医病名！
命名仅是开端，构建完整规范的辨证论治体系才是关键。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之平台，作为风湿病重点专科负责人，我带领团队，以“肾督亏虚”为发病根本，以“寒热”为辨证总纲，梳理出“二期六证”的辨治框架，将复杂的风湿病诊疗化繁为简，规范了常见风湿病的“诊疗方案”与临床路径。“补肾强督”是我坚守的核心治法，经数万例患者验证，疗效显著。目前，“大偻”辨治体系已成为国家规范。
中医的现代化，离不开人才培养。1998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创建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病科，并安排科内主治大夫以上人员轮流赴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进修半年。当年65岁的我，亦在进修之列。
或许，“我愿天地炉，多衔扁鹊身”是所有医者最质朴的愿望。我期望探寻中医的“友军”所在，并学习其诊治风湿病的思路与方法。
在我看来，对于急性炎症，西药可精准打击细菌，而中医药能为患者调理身体、缓解症状并有效提升西药疗效。因此，在协和进修期间，我系统地提出中西医“有机协同”模式，目标明确为“增效、减毒”，以有效提升治疗效果并降低治疗费用。
我始终坚信，中医的自信并非故步自封，创新亦不能舍弃根本。目前，我们科室骨干既能坚守传统根脉，又了解西方医学，已成为“全员博士化”的团队。多年来，团队先后承担16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为中医风湿病学科奠定了坚实根基，开拓了广阔前景。
个人力量终有局限，传承才是学科长久发展之根基。在全国，我们搭建“薪火传承”工作站网络，将诊室转变为“移动讲堂”，从舌脉体征讲解至方药配伍，从经典医理关联至最新科研，使抽象的医理变得直观可感。其间，借助远程医疗，我将优质中医资源输送至新疆、内蒙古、贵州等边远地区，这并非简单“输血”，而是培育本土“造血”能力。
如今，当年恩师交付于我的旗帜，已化作一片郁郁葱葱的“生态林”——理论创新、临床实践、人才培养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行医至今，出诊于我而言，已非工作，而是一种生命状态。每周一、二及周日上午，我依旧按时出诊。只要看向病人，手指搭于其脉搏，在与疾病的“短兵相接”中，我的努力才有了意义。
一切的起点与终点，皆为那句最简单却又最厚重的话语：“看好病人”。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我愿倾尽余生，守住这方诊台，惠及更多病人！
（本报记者金振娅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