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所向
董晓奥是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从学习到工作，她努力缓解他人的痛苦，充实自己的人生。
董晓奥初中毕业独自前往新加坡继续学业。当地学生都较早选定了职业方向，这让初来乍到的董晓奥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到新加坡的第一个暑假，她前往尼泊尔加德满都特蕾莎修女之家做义工，照顾很多身患重症肌无力的孩子。晚期肌无力病人呼吸衰竭，说话很困难，董晓奥对她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人类的苦难其实都是相通的，有时真的不需要语言。”她说。
此后的每个假期，董晓奥都会去做义工。她还参与了菲律宾龙卷风、尼泊尔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灾后救援工作。在志愿服务中，她遇到很多国际救援医生。“原来，人生可以这么丰富。我要像他们一样，哪怕一个人改变不了世界，能让一个家庭幸福一点，这辈子也算不白来一趟。”
高中毕业后，董晓奥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临床医学。由于留学生身份限制，她未能如愿进入学校与北京大学合作的中医和生物医药的双学位项目。但她对中医药始终有着强烈兴趣。在大三暑假，她专门前往浙江中医药大学进修。“对于一些西医认为无法治疗的病症，中医往往有一套自己的对策。西医一般很难理解中医冬病夏治、五行相通等理念。”她说。
现在，她还会不时翻阅国内的中医教材。“最终目的都是治病救人，没有必要把中医西医搞得泾渭分明。”她说。
行之所致
董晓奥在大学时与一个24周超早产儿的家庭建立了长期联系。“第一次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时，我觉得特别神圣。让早产的孩子健康成长，似乎是在和命运搏斗，把出生时落后于起跑线的孩子拉回来。”因此，她早早定下了成为儿科医生的目标。
现在，董晓奥在新加坡公立妇幼医院竹脚妇幼医院工作，东南亚地区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都会被送到这里。
在新加坡，普通工作一周超过40个小时就属于加班，而医生归卫生部门管理，没有“加班”的概念。第一年正式工作时，母亲来新加坡看望她，总见不到她回家，只能去医院给她送饭。可母亲等了3个小时，女儿都没空来拿饭，心疼得母亲直流眼泪。
董晓奥作为主治医生第一次在ICU独立出诊，是去抢救一个海边溺水的孩子。救护车赶到时，孩子大脑断层已严重水肿，生还几率很低。“当时所有医护都等着我安排，一个孩子甚至家庭的命运握在我手里，压力非常大。到今天我还会不时回想，如果那时候我做了不一样的决定，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董晓奥说。
正是在不断的自我质疑和反省中，她快速成长起来。“如果再遇到类似病人，我肯定做得比那次更好。”她说。
救护之外
医生不仅需要治病救人，还需要抚慰患者和家属的情绪。“工作时间越长我越明白，人和人的交流是有局限的。”董晓奥说，“对医生来讲，治疗风险是概率问题。对家庭而言，只有0和1两种情况。”
面对矛盾，倾听和询问往往比强调自己的观点更有效。董晓奥曾多次遇到家长不顾孩子病情危重要求强制出院的情况。“家长肯定是爱孩子的，如果他们坚持，一定有原因。比起一直强调孩子病重，医生更应主动询问他们的需求。”
在交流中，有的家长告诉她，孩子外婆病危，要带孩子见老人最后一面，董晓奥就告诉她返回就医的最后时限，叮嘱一路上的注意事项。也有家长无力承担住院费用，董晓奥会帮其链接社会资源，联系社工照料孩子。
“抢救生命和临终关怀看似相悖，但越是尊重生命，越要承认死亡不可避免。”竹脚妇幼医院和临终关怀组织紧密合作，实现孩子们的临终愿望。他们会用蝴蝶从破茧成蝶到死亡的例子向孩子解释生命的过程，让孩子参与到是否插管、是否选择呼吸机的讨论中。“生命都会有终结，我希望孩子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快乐的、有意义的。”董晓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