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健康的认知已超越“无病即健康”的传统定义。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这一界定背后，暗含着对疾病成因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一个人生病，绝非单纯的体质衰退或器官病变，而是社会环境、心理状态、遗传背景与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这一共识推动了医学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以“疾病”为核心，聚焦于人的生理指标异常和器官功能的修复，却往往忽视了患者作为“人”的情感需求与社会属性。随着医学认知的深化，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应运而生，它要求医学服务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患者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也从“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基础层面，升级为对就医体验、情感关怀与人文尊重的更高追求。这意味着，医生的职责不再是单纯的“治病”，而是要成为患者健康的“全周期守护者”。
医学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技术集合，而是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特殊学科。价值理性是医学的灵魂，承载着“救死扶伤、解除人类痛苦、维护患者尊严”的初心——从古代医者“悬壶济世”的誓言，到现代医学伦理中“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的原则，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始终是医学发展的核心动力。工具理性则是医学的骨架，体现为诊断技术、治疗方法与药物研发的不断突破：从显微镜的发明让人类看清微生物，到CT、核磁共振等影像技术实现“透视”人体，从抗生素的诞生攻克感染难题，到靶向药物、免疫治疗为癌症患者带来希望，医学技术的进步一次次提升了人类对抗疾病的能力。
然而，在工具理性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医学也逐渐面临着“失温”的困境。为了追求诊断的精准性，学科分科日益精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虽能让医生在特定领域深耕细作，却也可能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甚至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窘境。更值得警惕的是，医患关系正逐渐异化为“人与机器”的关系。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治疗能力极大提升，但患者对关爱的渴求、对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期待，却从未改变。
如何让医学人文精神真正落地，让人民群众在就医过程中切实感受到温暖与尊重？核心是通过“叙事能力”——即医生倾听、理解患者疾病故事，并将其整合到诊疗决策中的能力——搭建医患沟通的桥梁。从北京市属医院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叙事医学的价值已得到充分印证：不仅能帮助医生更全面地掌握病情，制定更贴合患者需求的治疗方案，从而有效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同时也能让医生在倾听患者故事的过程中，感受到自身工作的价值与意义，缓解职业倦怠，进而关照医护群体自身的身心健康。
手术刀、药物和语言，是医生帮助患者解除病痛的三件核心法宝。前两者作为技术工具，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准与操作规范，而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其使用却存在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背后正是叙事能力的体现。
事实上，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载体，更是诊断的重要工具与治疗的开端。当患者走进诊室，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做出的第一个倾听动作，就已开启了治疗进程——从这个角度而言，医生面对患者时开出的“第一味药”，往往就是话语。一句充满共情的问候，能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一个专注的倾听姿态，能让患者感受到被尊重；一次将专业病名转化为患者易懂的生命故事的解释，能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病情——这些“语言治疗”的效果，有时甚至堪比一剂良方。而叙事医学所倡导的，正是被生物医学模式一度遗忘的“问所苦”的沟通艺术，并将这种倾听与理解重新置于诊疗的重要地位。
尽管叙事医学的概念源于西方，是个“舶来品”，但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医学文化，早已为其践行奠定了深厚的土壤。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始终，而《黄帝内经·素问》中“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更是将“关注患者整体”的思想具象化，堪称传统医学中叙事元素的经典阐释。
“必知终始”要求医生必须了解疾病的全过程——不仅要知道患者当前的症状，还要追溯发病的诱因、病情的变化、既往的治疗经历；“有知余绪”则强调要掌握疾病之外的“余情”——患者的情绪波动、家庭关系、社会压力等，这些看似与疾病无关的因素，却可能成为影响病情的关键变量。这一论述，本质上是要求医生超越对“病”的单一关注，转向对“人”的全面关怀——关注患者的“终始”与“余绪”，实则就是关注疾病背后的生命故事背景与情绪脉络。。
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传统中医的“问诊”，还是现代医学倡导的叙事医学，其核心逻辑高度契合——一次完整的诊病过程，从来都不是医生单方面的诊断与治疗，而是医患双方共同参与、共同构建疾病叙事的过程。这种医患之间的深度互动，不仅能提升治疗效果，更能让医学重新找回应有的温度——而这，正是叙事医学的核心价值，也是医学人文精神落地的生动实践。
（作者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