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刚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时，科主任是许英魁教授，他很严格，什么东西都问得很仔细，当时我有一个脑血管病的病人，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症状。他问我原因，我说大概是盆腔脊髓控制得不好。他说不对，书上写了脑子里有个地方叫旁中央小叶，这个地方受损害的话大小便就会失禁，你回去好好查查书。我当时还有怨气，结果回去查书发现许大夫是对的。协和老教授学问就是大，后来我就一直跟着他查房。
此后，科室老主任派我去美国学习。当时美国和中国的精神科差别太大了，定义也不一样。我举个最普通的例子，遇到头疼、头晕、记性不好、夜里睡不好觉这类症状，我们中国通常给的诊断是神经衰弱。中国讲究衰弱要补，所以我们开点补药，患者吃了就高兴，就觉得好多了。但是神经衰弱这些症状总会有，可能偶尔好点、偶尔坏点。美国人没有神经衰弱这个病，他们看到类似症状就按照焦虑、抑郁治疗，给患者吃抗抑郁药，效果挺好。
这个跟文化观念、历史条件不同有关，跟医学方面常识不同也有关系。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在这儿学一套美国做法，回去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就坚持原来的方式，那出来学习的意义又在哪儿？所以我想把美国的东西学回去，在国内加以改造，找到适合我们的发展路径。那三年，我学的就是神经心理学还有药理学，因为要解决临床实际治疗的问题。当时国外精神科方面的材料，哪怕是最基本的内容，我都收集整理起来，最后扛了两大箱子书回来。
回国后，我们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心理学专业组，组里的成员会经常接到别的科的会诊申请，碰到心理方面可能有问题的病人，我们就集中精力帮忙解决。尤其是碰到头疼、失眠的病人，我要先了解对方有没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心理障碍。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就是焦虑、抑郁，就要从这方面治疗，效果会好一些。而不要一遇到头疼、失眠，就诊断是神经衰弱。有病人说，得病那么多年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通过我们这个组的会诊才得以明确。
教学时，我也尽最大努力把了解的东西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听课要非常仔细，要听进去。比如这条神经纤维从哪儿到哪儿，你得能背出来；这个肌肉从哪儿到哪儿，你也得能背出来，背不出来你念什么医呢？该记的地方要记得很准确，医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出事儿了。
我不是什么大大夫，借《西氏内科学》上序言里面的四点内容，分享我从医以来的一些感悟：
医学是一门艺术。我刚看到时不理解，怎么医学变成艺术？后来仔细想了想，确实如此。医学要深入做的话，真的有点像艺术了，比如医学美容要把一个普通人变漂亮，骨科要把骨折的腿修复好，这不是艺术是什么？
医学是一门科学。这个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医学里面有很多的“X”，代表没有解决的问题，像我们神经科的“X”太多了。我经常说，我们一辈子能解决一个“X”就是大师了。所以这个我不用举更多例子，年轻大夫一看就懂了。
医生是一个职业。医生是人，要生活，也要吃喝拉撒，也需要挣钱养活家里人。医生不可能像神仙一样把所有的病都看好，能做到的是尽量去救治。所以不要把医生看成全能的，要多一些体谅。好多人都认为医生就该什么都能看好，这是不对的。
一个临床大夫必须陪在病人的床边。我感受很深的，就是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在病人最需要你的时候陪在病人床旁，不管病人还能活多久，作为医生陪在他旁边就是一种慰藉。
我觉得这是年轻大夫应该做到的几点，不要说做什么大医生、小医生，就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医生。（作者：李舜伟，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