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不仅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和国家富强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将人民健康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中考量，充分体现了健康中国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和目标导向。
将人民健康作为检验现代化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
健康是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能够综合反映发展成果向人民福祉的转化程度，因而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效的重要尺度。现代化建设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公共服务，其成效最终要体现为人民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的不断改善。其中，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构成健康的物质基础，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直接影响疾病预防与诊疗，医疗保障关乎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和疾病经济风险分担，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则对健康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对健康改善的普惠性和公平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健康公平反映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也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实际效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体系等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制度保障和服务供给能否真正转化为健康改善，还取决于服务是否公平可及、群众医疗费用负担是否可承受、疾病经济风险能否得到有效分担。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配置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在健康权益保障和健康服务可及性方面仍有差异。衡量健康公平，应综合考察基本健康权益保障状况、健康服务可及程度、疾病经济负担水平和健康结果差距。在向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迈进过程中，持续缩小地区和群体健康差距，是推动现代化成果更加公平地转化为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维度。
以全生命周期健康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
人民健康直接关乎人的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社会发展为改善健康状况创造物质、技术和制度条件，良好的健康状况又支撑人的学习、劳动、创新和社会参与。由此，人民健康体现民生福祉，并构成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
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提升人的综合素质。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技能以及创新能力和健康水平不断提升，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教育、技能和健康共同构成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维度，其中，健康是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持续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创新活力和社会参与的重要条件。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趋于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对释放质量型人才红利尤为重要。
健康对人口能力的影响贯穿全生命周期，并具有累积性。生命早期的健康状况影响后续成长，慢性病风险可能长期累积，职业健康关乎劳动能力，老年期健康状况则影响功能维持和独立生活能力。前一阶段的健康状况还会通过教育、就业、收入等渠道影响个人后续发展；患病或失能可能增加家庭照护需求和经济负担，并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在健康投入方面，预防和早期干预的成效当期未必充分显现，却可能在多年后体现为更低的疾病和失能风险、更长的健康生活年限和更轻的照护负担。因此，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将健康促进贯穿全生命周期，并以更长时间尺度评价健康投入成效。
把健康优先落实到公共决策和制度运行中
健康优先进一步体现为治理方式的转变。影响健康的因素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就业和劳动保护、教育、城乡规划和住房、生态环境、食品安全、交通出行、体育健身、托育、养老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健康。健康问题最终表现为医疗需求，但相关风险却往往在医疗服务体系之外、在更早阶段形成。因此，健康治理需要把关口前移，在风险形成和累积阶段加以预防和干预。制定和实施各领域政策时，都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健康影响，降低健康风险。
早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其中就包括“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设，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要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这意味着，健康考量应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并贯穿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健康影响评估则为在目标设定、方案比较、政策实施和效果评价中纳入健康考量提供制度工具。
健康影响评估还可将因部门边界和影响显现滞后而易被忽视的健康成本和收益纳入政策权衡。一项政策的直接收益可能较快显现，相关健康成本却可能由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医保基金和公共财政等在更长时期承担；一些预防性、基础性政策的当期回报未必明显，却可能降低未来疾病和失能风险。若政策评价主要依据单一部门目标和当期效果，部分社会成本和长期收益可能被低估。将这些影响纳入评估，有助于拓展公共政策成本收益评价的边界，综合权衡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阶段的健康成本和收益，提高决策的整体性和前瞻性。
医疗服务供给、医保筹资支付和医药供给直接关乎人民健康，健康优先在“三医”领域还体现为围绕人民健康目标推进协同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强调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并指出：“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加强政策目标、工具和实施节奏的协调衔接，避免政策效应相互抵消，使改革合力更好转化为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和健康水平提升，使各项政策共同指向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健康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条件。把人民健康置于现代化全局中考量，意味着发展成效要体现为人民健康持续改善，人口高质量发展要以全生命周期健康为支撑，公共治理要主动识别并回应政策的健康影响。“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应将健康优先导向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促进人民健康作为投资于人的重要着力点，以人民健康改善更好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全民健康根基。
（作者：华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