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内，新冠疫苗集中接种现场。现场共设置6个接种工作区，包括测温区、知情同意书签订及健康问询区、信息登记区、疫苗接种区、留置观察及应急处置区、供物资储存冷链区。随着学生返京返校，首都高校进入疫苗全面接种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卡介苗注射器。卡介苗是防治结核病的疫苗，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推广的疫苗之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摄
新中国成立后使用的结核病宣传资料。结核病俗称“肺痨”，防治结核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推广的一项事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摄
整理：刘昶荣 制图：李晗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肆虐一年多，何时结束，依然是个未知数。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6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1.7亿，死亡人数超380万。这意味着，全球几乎每4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而死亡人数将近格鲁吉亚整个国家的人口数。
这对人类来说是一场浩劫，然而这样的浩劫在人类发展史上却并不少见：1918年-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感染了5亿人，死亡人数超2500万；1347年-1353年，欧洲鼠疫大流行，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死亡率达30%的天花，据《DK医学史》记载，到20世纪末，全球死于天花的总人数有3亿；此外，还有致死率高、传染性强的疟疾、霍乱等，数以亿计的人类因传染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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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曾是人类第一大死因
包括病毒、细菌在内的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超过36亿年，而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不过几百万年。由于微生物无处不在，人类与这些微生物的共存与抗争也从未停止。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共发生了1700余次传染病，平均每2-3年就会有一次。汉代王充在《论衡·命义》里写道：“瘟气疫疠，千户灭门。”
古代，人类并不知道这些传染病的真正致病原因，因此防疫之战被动而惨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在没有抗生素和疫苗之前，传染病是人类的第一大死因，“人类与微生物共同演化具有漫长的历史，但真正发现微生物以及认识到其与传染病的关系则时间很短，至今才150多年，对病毒的认识更短，在电子显微镜下见到病毒还不足90年”。
张大庆说，中医在古代主要是治传染病，因为当时威胁老百姓生命健康的病主要是传染病，《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许多中医名典也都是在大疫之后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张大庆表示，人均预期寿命这么低，主要是由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高，拉低了整个人群的人均寿命。造成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则是新生儿破伤风等。当时，我国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相当于每5个新生婴儿中有1个会夭折。同一时期，美国的婴儿死亡率约60‰，印度、埃及等国的数据也低于我国。
张大庆说：“当时，12岁之前夭折的小孩都不会专门下葬，因为太常见了。因此也会给小孩起一些很随意的名字，如狗剩，铁蛋儿……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地活下来。”此外，当时孕产妇因难产和产后感染的死亡率也高达1500/10万。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的“中国速度”
今年4月29日，国家卫健委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健康的100年”发布会，公布了一组数据：2020年，婴儿死亡率为5.4‰，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6.9/10万。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婴儿死亡率下降了194.6‰，孕产妇死亡率也下降了1483.1/10万。2019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
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宋莉说，我国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已经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这三大指标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婴儿死亡率等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从新中国成立初至2020年，仅用70年左右时间，就跻身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张大庆说，这样的速度在世界上比较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推广疫苗接种，防控传染病。以我国已经宣布消除的天花为例，1950年，我国开始在全国免费为新生儿接种天花疫苗，要求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即应初次接种天花疫苗，满6岁、12岁、18岁再各接种一次。据《中国疫苗百年纪实》记载，到1953年，全国已有5.6亿人次接种了天花疫苗，大部分地区接种率达90%以上，天花发病病例随即大幅下降，全国各大城市已不再有天花病例。1961年，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我国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早16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生产牛痘疫苗（用于预防天花），需要把牛放在育疱室里育疱，育疱室里要做到无菌，牛是活的，当时条件差，为了保证育疱室里无菌，不能让牛的大便和小便污染环境，就得人工接着。《中国疫苗百年纪实》里记载：牛接种痘后会发烧，要水喝，而且随喝随尿，随尿就得随接，“如果图省事给牛喝的水少了，痘疱就会长得干瘪。只有随时给牛喂水喝，痘疱才长得丰满，才能保证质量，提高产量”。
原成都生物研究所干扰室主任、研究员钱汶光回忆：“就在里面看着，看到它翘尾巴就马上去接，夜晚也不能睡觉，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大小便。”
在改进牛痘技术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当时刚大学毕业，阅读国外文献后，通过研发试验，历经挫折，用3年的时间，成功在鸡胚上培育出牛痘苗，200个鸡胚的痘苗产量相当于一头牛，且是无菌痘苗，更加安全，还大大节约了成本。此后不久，中国科技工作者又研制出了耐热液体痘苗，这种痘苗的耐热和稳定性要优于普通甘油豆苗，延长了疫苗的保存期，满足了广大农村边远地区和气候炎热又无冷藏设备地区的接种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防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除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贡献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外，还与当时整个世界的医学发展水平相关。青霉素在二战期间开始广泛使用，传染病人数得到了有效控制，卡介苗、牛痘等众多疫苗也已经研发成功。这些可以参考和利用的医学成果也为我国的防疫事业提供了支持。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体现了中国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力
张大庆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执行传染病的防治策略十分考验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因为需要权衡防治疾病和经济发展、民众自由、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关系。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能力经受住了检验，取得了全球瞩目的防治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面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中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疫情发生以来，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来华外国人员，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
面对此次疫情大考，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急事、办难事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众所周知，疫苗是对抗传染病的有力武器，通常情况下，疫苗从开始研发到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平均需要8-10年，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98天成功研制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并成为全球首家获得临床批件的新冠病毒疫苗。
6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崔钢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和覆盖人群数量均居全球首位。截至6月20日，中国已经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超10亿剂次。
张大庆说，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力还体现在可以及时纠错，比如工作中也有个别落实不细不实等问题。这次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十分复杂，可借鉴的经验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在探索中不断改进防治方案，兼顾了整体性和灵活性。
免费接种疫苗只是其中一项，此外，中国还有多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并行推进。疫情发生以来，确诊和疑似患者均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费用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2020年上半年，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国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结算人数5.8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亿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
在抗疫过程中，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迈入了新阶段。2021年5月13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疾控机构职能从简单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转变，新机构将承担制定传染病防控政策等五大职能。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造成近期广州疫情暴发的德尔塔毒株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我国仍需全面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进一步织密疫情防控网，巩固牢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